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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

南北朝时的北魏版图。

也许你读过一本叫《草原帝国》的书，勒内·格鲁塞创作的《草原帝国（上下）》一书，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是开路人。

书中的“草原帝国”，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据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本书，也叫《草原帝国》，但本书讲的却是中国历史上拓跋魏王朝的兴衰。

《草原帝国——拓跋魏王朝之兴衰》今年7月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从拓跋鲜卑的“祖宗之庙”嘎仙洞开始，讲述了拓跋魏王朝几百年间的兴衰沉浮，特别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及其深远影响，并呈现了几位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人物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面貌。此外，作为国际著名地理学家，作者不时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水热、地势条件对北魏迁移、扩张、迁都之影响，使这一段历史展现出了更丰富的面向。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曾多次建立政权，有些且甚为强大。它们皆崛起于北方，也就是草原地带；运用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击败走向衰落的汉族王朝，或长期和中原传统王朝对抗，不断地犯边或侵扰，掠夺人口和物资。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皆可称为草原帝国。”

这是本书语境中对“草原帝国”的定位。

作者又说，其中最原始野蛮、兴衰过程曲折、汉化非常彻底，而又最不受人注意和了解的，就是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或称拓跋魏、后魏或元魏。它的全盛时期，疆域和中国的草原地带最相符合，可称为典型的草原帝国。

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点神秘的，持续了161年的王朝，正向我们走来。

北魏墓葬壁画。

【刀光剑影，英雄美女，拓跋家的步步惊心】

如果你对金庸武侠小说里的那个姑苏慕容氏感兴趣，或者曾感喟过慕容复执着苍凉注定失败的复国大梦，你可以打开这本书，进一步看看拓跋氏的崛起和没落。

在历史教科书中读到的开国君主拓跋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原来，著名的淝水之战，谢安的谢家子弟们不仅摧毁了在北方庞大的前秦帝国，也使原已并入前秦版图的拓跋鲜卑部族，得到了复国的机会。

而拓跋珪登上北方政治舞台时，只有15岁，一个真正的北方少年。“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可谓相当妥帖。他登基后窥伺中原。也许下一步，便是逐鹿中原？

但这位英才雄主于天赐六年（409年）冬十月突然死了，年仅39岁。《魏书》中说他因吃寒食得病，其实他是被儿子所弑。

弑父的儿子，却跟拓跋珪当年的一起“英雄难过美人关”有关。

当年，拓跋珪避难于贺兰部时，曾强纳美女为妻，美人本是献明贺太后之妹，已有丈夫，拓跋珪一时上了头，非要得美人而后快，于是杀了美人的丈夫强娶。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名拓跋绍，从小凶蛮无赖，很不成器，当父亲的愤怒于儿子的不成材，曾将其子倒悬井中，吊到垂死才释放，父子俩就这样结了梁子。拓跋珪又迁怒儿子他妈教子无方，把她囚禁起来，说要杀她，结果，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母亲情急中派亲信给儿子捎了信，问，你要怎样来救我，结果这“逆子”一不作二不休，16岁的拓跋绍干脆把亲父给杀了。

而迁都洛阳这件事，也使另一个皇帝孝文帝拓跋宏青史留名。

《洛阳伽蓝记》这本著名的古书中所描绘的繁华的洛阳城，正是拓跋魏的都城。

当时洛阳城中，皇族的生活非常豪奢，而且外国人很多，侨居的超过一万户。相较现在的洛阳城，这个“一万户”的数字，有点难以想象。“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而且，“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也还是过得不错的。

但是盛极而衰，跟唐玄宗的天宝年间相似，孝文帝之后，北魏政权开始腐化了，贪官多了。舒适繁荣的都城生活，使原先的游牧部族丧失了强悍好战的性格，盛极一时的草原帝国，也露出了败相。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此后草原王朝入主中原后，一再重复着“由简入奢”后的重重危机，直至败相显露，不堪一击。

读历史，好看处，便在这些人性的弱点无法克服之时，以及后果的显现。

在这样的草原帝国里，女人的命运同样沉浮不定。早些时候，太子的生母必须赐死，怕的是外戚掌权。但女人掌权的事依然难以避免，前有冯太皇太后，后有灵太后。这位灵太后本名胡充华，是一位汉人，差点因为“帝生母”而被赐死，结果却幸运地当上了皇太后。

胡太后几度“垂帘听政”的骚操作，也将王朝推向了末日黄昏。这个意义上，后来的慈禧太后就有点像这位胡太后。

这位胡充华的宫斗故事，有点像武则天了。若拍成历史剧，同样是“步步惊心”。

威赫一时的草原帝国，终因东西魏分裂而告灭亡。

打开一本书，刀光剑影，英雄美女，人性的高大与渺小，一样也不会少。

乐清柳市镇四板桥村陈正祥故居门台。陈尚云摄

【浙江人陈正祥：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

《草原帝国——拓跋魏王朝之兴衰》的作者陈正祥，被称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去年，是他一百周年诞辰。

“陈正祥的研究是被忽略、被遗忘的宝藏，我真的希望有更多人能知道，能珍惜，还能将之吸收并融入我们的中国历史知识系统中。”有评论家如是说。

有评论家说，陈正祥对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虽然是地理学家，但陈述中国历史却如行云流水，蕴含深情；在地理学语言上流露出文化艺术韵味，从高深学术中让人获得深入浅出的知识，足见其学识渊博、写作功底深厚。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浙江老乡陈正祥（1920—2003）。

陈正祥先生祖籍浙江海宁，于1920年6月24日出生在乐清象阳四板桥村（今属柳市镇），先后就读于温州第一中学、杭州省立高中。他一直热爱乡土、热爱地理。

他是国际著名地理学家、生态学家。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1945年之后，留学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国，获地理学博士学位。陈正祥虽多年远离故乡，但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着祖国建设。1984年，阔别祖国40年后，陈正祥应邀，率团回国考察，受到热情接待。

据报道，2002年3月23日，82岁的陈正祥携夫人回到阔别了55年的家乡乐清，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回乡。

陈正祥教授研究广泛，著述丰富。据统计，1932—1992年间，他中、英、德、日等4种文字的著述共计624种，其中专著和专刊256种、论文368篇，这在国际地理学界绝无仅有，其早期关于祖国西南、西北、海南岛等地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这些地区的宝贵历史文献。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称其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并推崇其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

具有国际学术权威性的《大英百科全书》，过去一向请外国著名学者撰写中国部分的条目，但在最新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部分的条目，却破例特邀陈正祥执笔。陈正祥还主持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调查和有关著作的编审工作，并协助完成五大卷的《农业世界地图》，被公认为是学术界的鸿篇巨著。

在陈正祥书写的魏历史中，作为汉人的冯太后也是整个南北朝最能干的太后，她先后统治了北魏24年。陈正祥评价她“比起后辈武则天来，要高明多了”。

可事实是北魏史有些冷。不论孝文帝还是冯太后，竟无人能给他们写出半部合格的传记。陈正祥生前就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史界的悲哀。

陈正祥发现隋唐两代的许多规章制度，包括土地政策及户籍，都起源于北魏的“均田制“和”二长制”，于是从大唐帝国的历史一路摸进了魏的门里追踪起来。

“我读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著者皆为北魏后期人，反映了北朝文化的灿烂”，陈正祥曾说，孝文帝元宏坚持彻底汉化，把国都搬到洛阳，主要是受到冯太皇太后的影响，要他作真正的中原之主。

已经汉化得文质彬彬的孝文帝，是在亲征南朝的途中因战事胶着，劳累而死的。

在《草原帝国》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陈正祥对孝文帝和冯太皇太后的着墨颇多，史家笔法虽客观冷静，文字也却也能感受出隐隐的赞许之意，一点不比第一代皇帝拓跋珪少。

或许有这位英才的冯太皇太后的因素，促使“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写下了一本草原帝国北魏的书。

这位浙江老乡虽已仙去，却留下了一部《草原帝国》，这也是他赠给世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是格鲁塞写的《草原帝国》。

【抢先读】

《草原帝国》书摘

道武帝拓跋珪的登场

拓跋珪是拓跋鲜卑第一个真正的皇帝，死后谥号太祖道武帝。他登上政治舞台，使草原帝国的发展进入另一阶段。但他也备尝险阻艰辛，才完成卓越的事业。

他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诞生于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他的父亲是什翼犍的嫡长子实。当代国叛将长孙斤谋弑什翼犍时，“世子实格之，伤胁；遂执斤，杀之”。拓跋实救了父亲的命，本人却因伤死亡。他娶东部大人贺野干（贺兰部大人）之女为妻，有遗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为之赦境内，名曰涉圭。”什翼犍很喜欢这个孙子。

在此之前所有的拓跋鲜卑统治者中，以什翼犍的性格比较宽厚；这可能和他长期在中原做质，接受了较多汉文化的熏陶有关。有一次他讨伐“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获射者，群臣欲脔割之”。他说：“彼各为其主斗耳。何罪？”就把射伤他眼睛的敌人释放了。但他在位时，中原前秦苻坚的声威正盛，使他没有大作为；所幸代国比较僻远，没有彻底给前秦灭掉。较早在建国十四年（351），他还雄心勃勃地说：“石胡衰灭，冉闵肆祸（石勒所建的后赵在350年为冉魏所篡），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他属下诸部大人认为太冒险，力加劝阻，只得放弃这个念头，而转向北方发展。《魏书》卷一《序纪》有如下的记载：“（建国）二十六年（363）冬十月，帝讨高车，大破之，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二十七年（364）春，车驾还云中。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三十年（367）冬十月，帝征卫辰……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三十三年（370）冬十一月，征高车，大破之。”关于俘虏牲畜的数量，难免有所夸张。但北征持续成功的声威，对日后草原帝国的建立有好影响。

建国三十七年（374），什翼犍再讨卫辰，卫辰南走，求救于苻坚，两年后苻坚派大军击代，侵逼代国南境，什翼犍无力抵抗，不得已逃奔阴山以北，而当地的高车等部族又尽叛，处境狼狈不堪。拓跋珪母子跟随逃难，几乎性命不保。这是拓跋鲜卑空前的失败。同年底什翼犍便死了，时年57岁，这时拓跋珪仅6岁，赖其母机智，被送到舅氏贺兰部避难。

《魏书·序纪》：“三十九年（376），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岁。”

著名的不寻常的淝水之战，使北方庞大的前秦帝国顷刻瓦解，原已并入前秦版图的拓跋鲜卑部族，因此得到了复国的机会。公元385年，拓跋珪从曾祖纥罗（力微的曾孙，封上谷公）与其弟建及诸部大人共请贺讷拥立拓跋珪为王。翌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会群臣于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国。

《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夏四月，改称魏王。”他把国号改称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他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

这一年拓跋珪15岁，北方的政治舞台非常热闹，前燕宗室慕容垂重建燕国，称为后燕，定都中山（编者注：今河北省定州市，下同），年号建兴；姚苌称帝于长安，是为后秦，年号建初；吕光在河西走廊建立后凉，定都姑臧，年号太安；苻登自立于陇东，年号太初。拓跋部因为自身刚刚恢复独立，又鉴于中原的形势，先行退回到土默川，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稳定内部，收服邻近部族，然后发动向中原的进攻。

拓跋珪可能在少年时就英勇善战，但《魏书》和《资治通鉴》所载的下列几次战役，似乎应属他人指挥，只是借用魏王珪的名分而已。

公元387年六月，帝亲征刘显（此人系前一年三月从善无南走马邑）于马邑南，追至弥泽，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

公元388年，魏王珪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南。秋七月，库莫奚复袭魏营，珪又破之。库莫奚者，本属宇文部，与契丹同类而异种；其先皆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间。

公元389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袭高车，破之。二月癸巳，魏王珪击吐突邻部于女水，大破之，尽徙其部落而还。

公元390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夏四月丙寅，魏王珪会燕赵王贺麟于意辛山，击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破之，纥突邻、纥奚皆降于魏。刘卫辰遣子直力鞮攻贺兰部，贺讷困急，请降于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讷部落，处之东境。

公元391年，魏王珪攻击高车、柔然等部，悉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前当苻坚灭亡代国时，柔然归附于刘卫辰）。珪引兵击之，柔然举部遁走。珪追击，大破之，虏其半部。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帅众八九万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走，乘胜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济河，径入卫辰国，卫辰部落骇乱。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诸将轻骑追之，将军伊谓擒直力鞮于木根山，卫辰为其部下所杀。十二月，珪军于盐池，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诸部悉降，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由是遂饶。

对付南边的后燕和西燕（都并州），拓跋珪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先同比较强大的后燕修好，牵制西燕的侵犯；后来又和西燕联盟，遏制后燕的扩张，从而保障了南边的安全。迅速强大起来的北魏，却对后燕构成了威胁。公元394年后燕灭西燕，占领了并州。第二年，慕容垂乘胜派太子宝率八万大军攻魏。拓跋珪为保存实力，迁徙部落牲畜渡河远避。慕容宝军到五原，掳获了大批粮食，却碰不到魏军的主力。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慕容垂病死的谣言；这谣言很可能是拓跋珪散播的，动摇了后燕的军心。慕容宝急于回去承继帝位，于是下令撤兵。拓跋珪率领精骑渡河急追，到达参合陂时，连夜包围了燕军的营地；燕军毫无准备，又急于东归，士无斗志，在北魏军的袭击下，全军覆没。慕容宝单骑逃脱，其他散走的不过数千人。拓跋珪把被俘的四五万燕军全部坑杀。这一仗的结果，改变了北魏和后燕军力的对比。

参合陂即今岱海，西汉曾称盐泽；在山西省北边，长城以外。湖泊周围有广宽平原，形成小盆地，附近有温泉。在平城西北约70公里，参合县城东北24公里。当时的凉城郡治所，便在此湖北岸。从西南流注此湖的河川，名为沃水，其上游南岸有沃阳县县城。因为在游牧部落的争夺战斗中，其战略地位重要，故《资治通鉴》和《魏书》等史籍，不断出现参合陂之名。

《资治通鉴》卷一〇八：

燕军至参合陂，有大风，黑气如堤（沙暴），自军后来……魏军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参合陂西。燕军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诸将，掩覆燕军……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珪纵兵击之，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杀燕右仆射陈留悼王绍，生禽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巨万计。

拓跋珪尽坑降卒，十二月还云中盛乐。

后燕太子慕容宝不甘心于参合之败，要求其父慕容垂再次袭击拓跋魏。于是在公元396年春天，燕兵又大举攻魏，直陷平城……“垂之过参合陂也，见积骸如山，为之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垂惭愤呕血，由是发疾。”垂老的慕容垂未能找到决战的机会，因病重引兵而还，死于上谷的沮阳，年71岁。

拓跋珪乘慕容垂之死、后燕内部混乱的机会，大举伐燕，魏军40余万分道而出，首先占领了并州，又率大军东出井陉，和后燕军连年大战。公元397和398年，接连攻破后燕的信都、国都中山和邺等重要城市，黄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拓跋鲜卑后来居上，终于也进入了中原。

就在396年秋天，拓跋珪称帝，改元皇始，并于两年后定都平城，开始营建宫室。在此以前，拓跋鲜卑并无固定的都城。《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396）：

秋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于是改元。八月庚寅，治兵于东郊。己亥，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骆驿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蓟。九月戊午，次阳曲，乘西山，临观晋阳，命诸将引骑围胁……冬十月乙酉，车驾出井陉，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五万骑先驱启行。十有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稽颡军门，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邺，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

这说明桑树和枣树，在那时候的华北很普遍，也很重要。道武帝拓跋珪每战必胜，迅速将帝国的版图推广到中原，除了他的勇敢善战外，主要是运用战利品“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这大大鼓励了将士对打仗的兴趣，使得属下诸部大人及士卒明白战争中掳掠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人人愿意听命打仗，很少发生叛逃的事。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和征服地区的扩大，拓跋鲜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从一个原始野蛮的游牧部族，转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它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中原后必然变为少数民族；他们要面对华北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要加紧接纳汉文化。因为直到此时，他们的文化水平仍远落汉人之后。在拓跋珪以前，拓跋鲜卑基本上保持着单一的游牧经济，畜牧业相当发达。燕凤出使前秦时，苻坚曾询问代国人马多少；燕凤答以“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云中川（今山西省忻州北）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经常漫山遍野都是骏马。其后尔朱荣家的牲畜要用山谷作单位来计量，也可以说明这点。

愈到后来，领土愈向南扩充，农耕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愈见重要。连拓跋鲜卑的贵族，也逐渐转变成为地主，除局部地区外，畜牧业已下降为次要地位。天兴元年（398），北魏攻陷邺城之后，强迫后燕境内的民吏和徒何、高丽杂夷36万，百工伎巧10万余口迁往代北。此等北迁的“新民”，计口授田，并由政府供给耕牛。他们独立经营所分得的土地，接受政府严格管制。《魏书·贺讷传》说拓跋珪正式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部落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导致许多保守贵族的不满。这就不再像是游牧部族了。

道武帝又制定京邑，东到代郡，西达善无，南及阴馆，北尽参合，作为“畿内”之地。其外分四方四维，名义上虽按照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设置八部帅从事管辖，但方、维的帅，却是皇帝所委派的地方官，性质和原来的部落大人不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和劝课农耕，以收成的多寡来考核其业绩。公元400年，道武帝亲耕籍田，为百姓做表率。游牧霸主要行农区皇帝的礼仪，充分证明了牧农重要性的消长。一个犯死罪的贵族和跋（曾任邺城行台尚书）在临刑前，拓跋珪特地让其诸弟去诀别，他吩咐诸弟说：“灅北（指桑干河以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因为他知道农耕的利润远比畜牧优厚。

当拓跋鲜卑侵占漠南代北时，汉民族的生计甚为艰难悲惨。赋税重，劳役多。现在统治区扩大了，而主要皆为汉人居住地。必须用汉人来帮助统治，依赖汉族坞堡主建立基层统治网，吸收大批汉族官僚和士族到中央政府做官。拓跋珪在占领并州后，便着手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中央官尚书郎以下和地方官刺史太守以下，一般都任用儒生。天赐三年（406）下令诸州置三刺史，其中一人为拓跋氏宗室，其余二人为非宗室的鲜卑人或汉人。郡县也置三太守和三令长。拓跋珪开始注意招纳汉族士人，凡诣军门的都引见；只要稍有才干，都会得到叙用。例如张衮和崔玄伯，皆成为他的得力顾问。清河崔家是北方的高门士族，崔玄伯的祖、父先后出仕后赵和前燕，他本人也曾在苻坚及慕容垂手下做过官。拓跋珪击败慕容宝时，崔玄伯被俘，拓跋珪召见他谈话，非常投机，便委以重任。而他的儿子崔浩，后来对北魏王朝的影响就更大了。

公元397年，拓跋珪攻下后燕国都中山，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珪入城，得燕玺、图书、府库、珍宝以万数，班赏群臣将士有差。这是中原经过长期大乱残存的最大一批文物遗产。

公元398年底，拓跋珪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仪曹郎清河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这些汉族士人皆来自中原，拓跋魏明显地要模拟曹魏，加紧蜕变，除征战掠夺外，政治上要吸取汉族文化，以改革野蛮的面貌。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珪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拓跋魏的采取汉化政策，此时已露出端倪。

到了公元四五世纪之交，亦即400年左右，拓跋魏以国都平城为中心，循山西高原南下，逐步侵略后燕，占领它的国都中山。于是东到上谷军都关，西到山陕中间的黄河，南到中山隘门塞，北到阴山，构成草原帝国的稳固发展基地，被视为近畿部分，直到524年六镇叛乱，百余年间没有任何敌对势力触及此一地区。从此它的疆域持续扩大，直到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拓跋珪不失为草原帝国的缔造者。公元398年，“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考察黜陟之”（《资治通鉴》）。

经过道武帝拓跋珪的努力经营，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逐渐稳固，而代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若干鲜卑贵族，已放弃原先的畜牧业，转而热衷于广占土地发展农耕。并且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振兴农业才可解决粮食问题，特别是平城附近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

呼和浩特市东南美岱村宝贝染山沟中所发现的北魏墓葬，可能便是4世纪末拓跋珪建立魏国前后不久的遗迹。其中一个坟墓出土了“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可以证明这是拓跋鲜卑贵族的墓葬。前述几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的特点，在这里已经极少见了：不仅殉牲没有了，弓、镞的随葬也不见了，骨角器全没有了。此处墓葬最突出的随葬品，为当时汉族墓葬中常见的大量细泥陶器。这表示他们已经定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农耕开始占了优势。前边设置墓道的砖室墓，附有铁环的木棺，一些铜制用具如灯台及鎏金饰品，漆耳环、斗勺、漆鞘长型铁刀以及较多的货币随葬品等，都已经同当时汉族上层社会人士的墓葬没有太大区别。

虽然定都平城，并且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拓跋珪还是不断在巡行、狩猎，这和游牧生活的积习有关；同时所辖部族，也真的需要监视。他窥伺中原，一度想定都邺城。《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398）春正月“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但当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天兴四年（401）夏四月罢邺城行台。五月在平城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大概已经打消了迁都邺城的计划。

天赐六年（409）冬十月，拓跋珪突然死了，年39岁。《魏书》说他因吃寒食散得病，实际则为儿子所弑。《魏书》记载他出生于公元371年，祖父什翼犍死时他才6岁，登国元年继代王位时他15岁，皇始元年称帝时25岁；在此之前，曾说他在登国七年（392）做了父亲（皇子拓跋嗣出生），当时他只有21岁。

拓跋珪的早死，有点自作自受，或佛家所谓报应。拓跋珪的父亲拓跋实，是昭成帝什翼犍的嫡子，先昭成而死，追谥献明皇帝。当拓跋珪避难于贺兰部时，看到献明贺太后之妹长相漂亮，虽分属姨母，也要转坏念头。面告贺太后要纳其妹，贺太后不许，回答说：“不可，是过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夺也。”但草原牧骑野蛮残忍的习性难改，拓跋珪暗中使人杀了美女的丈夫，强纳美女为妻，结果生了清河王拓跋绍。绍凶狠无赖，好逛游里巷，劫掠行人以为乐。拓跋珪愤怒，曾将其子倒悬井中，吊至垂死才释放。拓跋珪又责备贺夫人，把她囚禁，说要杀她。只因天色快黑了，没及时执行。贺夫人秘密遣人向儿子告急：“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残忍，人人危惧。16岁的拓跋绍，连夜和帐下及宦官、宫人通谋，逾垣入宫。到了天安殿，“左右呼曰：贼至！”拓跋珪惊起，求弓刀不获，遂被弒。太子拓跋嗣杀绍继帝位，是为明元帝。永兴二年（410），上其父拓跋珪谥曰宣武皇帝，庙号烈祖；泰常五年（420），改谥道武皇帝。

孝文帝时代的改革

改革需要特定的环境条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又因环境条件是逐渐交错形成的，故多数比较彻底的改革需要颇长时间。拓跋鲜卑原为文化很落后的草原部族，南迁以后逐渐接触汉民族；因接触交流而导致融合和改变，先进提携后进，后进向先进学习。故文化落后的一方，经常会起比较大的变化。

他们从东北森林区迁移到蒙古高原南部边缘时，适逢中原汉族王朝衰乱，因而顺利地全面接替匈奴的空缺；军团的势力膨胀得很快，但文化却不可能一下子也跟着向上。进入长城以后，统治者的少数民族，陷入汪洋大海似的以农耕为主的被统治者之中，于是社会经济出现矛盾，并且愈到后来愈严重。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本身，特别是皇帝和部族酋长之间，也出现了权力斗争。

前秦的苻坚够强大了吧，他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包括拓跋鲜卑部落。但因组成分子复杂，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几乎立刻土崩瓦解。北魏王朝会不会重蹈覆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汉人所建立的传统王朝会分裂或丧亡，甚至为期颇久；但汉文化却永远存在，与天地同其不朽；它非但是先进的文化，并且根植深厚。鲜卑族不可能同化汉族，但汉文化能使他们被融合。这在拓跋魏以前以后都发生过，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

自太武帝拓跋焘的征服高潮过后，北魏的军事力量就趋向下坡；而拓跋鲜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却起了加速的变化。汉化运动虽因崔浩的被杀而遭受挫折，但从文成帝拓跋濬以后便恢复进行。因为这是正常而必然的趋势，也就是历史的潮流。拓跋鲜卑的汉化，到孝文帝集其大成。此处我采用“孝文帝时代”而避用孝文帝拓跋宏其人，因为他在位长达29年，但大部分时间实际属冯太皇太后统治，一直等到太和十四年（490）才亲政。而太和二十三年（499）他便死了，故亲政时期头尾不过10年。当然，远在孝文帝之前，拓跋鲜卑部族为适应统治上的需要，已逐步开始改革。但因所受的阻力大，进步很缓慢。直到孝文帝时才出现改革的高潮。

从力微到什翼犍的156年之间，拓跋统治者的王权虽尚未十分稳固，但基本上维持了“一系相承”的传统局面。在公元277年力微忧死之后，虽然出现过部落离散、统治不稳的情况，但为时不久；比较严重的是在前秦苻坚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拓跋部不得已逃亡到阴山以北，几乎失国。其余绝大部分时间，拓跋部落联盟诸部，皆服属于拓跋统治者。他们的统治权不但能维持下去，而且还能持续扩充军事力量。在力微时，控弦上马20万人，到猗卢时增加到40万人，再到郁律时，据说接近100万人。这些数字虽不免有所夸张，但拓跋鲜卑统治者拥有强大军力却无可置疑。后来拓跋珪赖此参加中原的角逐，拓跋焘也赖此征服整个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不过各部大人仍拥有颇大的权力，重要的事件，必须征求各部大人的同意才可实行。例如《魏书·序纪》记诸部大人劝阻什翼犍冒险进兵中原：“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就是拓跋鲜卑整个统治集团，综观中原形势，衡量利害得失的结论，什翼犍也只得听从。

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道武帝拓跋珪首先采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办法。诸部大人失掉了自己的统治圈，势力才见削弱。他又一再改革官号，以遏制鲜卑贵族的权力。同时牧民任意在草原上驰骋的自由丧失了，这对其后战斗力的减退也有影响，普通的拓跋族成员，已变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编户；他们和大批迁移到代北地区的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居杂处，逐渐同化。为解决日见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农耕受到了较多的注意，部分草地转变成为农田。这是中国东北边外草原土地利用最早的大改变。

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439）讨伐河西走廊北凉沮渠牧犍，接收最后一批重要的汉文化遗产，暂由太子拓跋晃监国。《魏书》说此人曾下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接下去的一段文字，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并且文字也不很明白。他引用《周礼》下令“任农以耕事，贡九谷”。译成白话文便是采取人力、牛力交换的办法，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有牛之家出牛一头，为无牛之家耕田22亩；无牛之家出人，替有牛之家耘锄农田7亩作为报偿。像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当时代北地区，特别是平城附近的人口大增，粮食供应已出现短缺，而平城的水热条件，并不适宜于农业，故不得不多辟耕地。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太子（北魏太子拓跋晃）课民稼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这说明农耕在草原帝国经济地位的上升。

强有力而残暴的统治者之后，往往会出现比较仁厚的君主，这是武功和文治轮流交替的相应现象。细心阅读中国历史，不难看见连串类似的情况。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把武功的使用臻于极致。他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濬则比较注意文治，文治经常跟在武功后面。在太安年间（455—459），文成帝觉得除了常赋之外，人民还得负担15项杂调，太繁重，应该消除。尚书毛法仁说这是军国资用，不宜一下子废除。文成帝回答：“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就决心免除，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这才是尚有良心的国主、文治开肇时的贤君。

在北魏初期，为适应北方人民颠沛流徙、户籍紊乱以及坞壁林立的特殊情况，政府委任一些汉族乡绅为宗主督护，通过此等宗主督护，向农民征收赋税、派征徭役和兵役。当征收租调之际，要先召集三老，把本地户口按贫富评定为九品，再把根据平均定额所规定的租赋总额按品级分摊；品级高的户摊得较多，品级低的人户摊得少些。政府规定的平均定额为每户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外再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唯每户的实际负担各品不同。此为沿袭西晋“九品相通”而来的“九品混通”的租调制。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又规定上三品户租调送缴平城，中三品送别州重要仓库，下三品送本州。这实际上便是按照“户等”所规定的不同的徭役。

《魏书·食货志》：“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北魏所规定的租调定额，并非绝对固定，每因临时需要而任意增加。例如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就曾命令黄河以南六州每户交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同年为了储积军粮，又令各州每户交租五十石。这是很重的负担。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更命令每户增交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作为官俸。

拓跋魏政府原无俸禄，官吏都得自想办法，故贪污赇赂公行，中央官吏可以按等级分享掳掠的战利品或接受额外赏赐，地方官则只要能够上缴规定的租调，便可在管区内任意搜括，无法无天。诸州的军府镇将，几乎全是代北来的鲜卑人，他们南下的目的，原来就在于捞取财富。《魏书·公孙轨传》就说这些人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这些鲜卑高官势大权重，比州郡的官吏还凶暴得多。唯所有官吏之中，特别是汉族士人，也有真正廉洁可敬的，如中书侍郎高允便是一例。南朝同时期似乎很难找出同样的好官。《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

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指拜允中书令），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高允是汉文化的崇高结晶。像他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就美，国家便稳固，民族才有光彩。

直到孝文帝太和八年（484）才有俸禄之制；该年九月，魏主下诏“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办法是增加人民的租调，羊毛出自羊身上。《资治通鉴》卷一三六说：

魏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调各随土之所出。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朕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

正式颁行俸禄制度之后，官吏按季受禄；规定颁禄之后，贪赃满绢一匹（约值二百钱）的要判处死刑。接着在颁布均田令时，又规定地方官吏从刺史到县令，按官职高低分别授给公田六至十五顷，作为俸田，不得买卖，离职时移交给下一任官吏。官吏俸禄制度的颁行，颇有助于遏制贪污的风气，从而为其他重要改革的推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魏书·食货志》：“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同书：“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495），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因为要按时发放薪金，钱币也就变成必需品了。

“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资治通鉴》卷一四八）这说明晋豫交界的王屋山，在古代曾经产铜。

《魏书·食货志》：

太和八年（484），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阴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这对当时北方绵、绢、丝、麻布产区的地理分布，留下了有价值的记录。

北魏统一北方前后，人民所负担的运输劳役也很重，甚至妨碍农事。关于这点，太武帝拓跋焘自己也承认。《魏书·世祖纪》：“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同书记载孝文帝太和六年（482），北魏要和南齐战争，于是“七州之民既有征运之劳”。而翌年又诏青、齐、光、东徐四州民户每户运粮二十石送瑕丘、琅邪。而在迁都洛阳之前，每年要运输大批租调去代京。当时凡居处距离代京千里以外的人民，要自己负责把租调运送到平城。交纳粮食的时间既很集中，入库之前又需要经过各种验收手续。官府工作效率低，要耽误许多时间，交粮者只得设法行贿，力争及早办完交纳以便回家，终于造成“远近大为困弊”的局面。这也构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之一。

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421）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乙亥，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二年（425）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始光四年（427），“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阴山山脉深处富有森林，古书上不断提到。

史书还多处记载官府征发民户车、牛、驴、马，以及强迫大量劳动力担任运夫的事；在这一方面，北方的人民真比南方水网地带的百姓辛苦得多，特别是南北交战的时候。《魏书·食货志》：“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当时北方各个军镇之间，每每往来运粮，互相接济。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市）镇将刁雍曾说，从该镇运粮去沃野镇（今内蒙古河套平原西段），路程八百里，每车载谷二十石，“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繁重的运役，甚至逼得人民自杀！《魏书·崔光传》：“东州转输，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

《魏书·食货志》：

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北朝时代汉族人民所受灾难深重，不断的战火、异族的蹂躏，使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只有从5世纪中叶到6世纪初年的60年左右，有一段承平的日子。但到了北魏末年，又是战祸连绵，农耕荒废，民不聊生。《魏书·卢昶传》：“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汝颖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又战不必胜，加之退负；死丧离旷，十室而九，细役烦徭，日月滋甚……致使通原遥畛，田芜罕耘。”

兵役一直是官府加在人民身上的一项重大负担。它在形式上虽有征发和招募的区别，实际上皆属强迫的服役。北魏初年的军兵大抵是鲜卑族人。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常有“发天下兵”“发州郡兵”的记载，开始较多地征用汉人为步兵，而由鲜卑人任骑兵，承担战斗的主力。据《宋书·柳元景传》所载，在南北战争中，刘宋所俘虏的魏兵，有不少是河内的汉族农民。孝文帝延兴三年（473），为了准备进击南朝刘宋，“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迁都洛阳之后，又“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宣武帝元恪时，为了和南朝梁国交战，景明四年（503）“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正始三年（506），他又“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寿春即今安徽省的寿县，南北朝时为一极重要的战略据点。

北魏征调州郡兵的数量常很大，几乎使人民难以负担。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六月，“诏冀、定、瀛、相、济五州发卒二十万，将以南讨”。隔年，也就是他因战争劳瘁而死的那年四月，《魏书·高祖纪》还记载了“发州郡兵二十万人”，准备同南齐交战。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击败南齐的可能，徒然辛苦了他统治下的人民！

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拓跋宏20岁，出类拔萃的皇帝真正成熟了。就在这一年，北魏进行了一连串的汉化改革。《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四年（486）：“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会，始服衮冕。”二月建立三长之制。“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辇祀南郊。”公服是在朝廷上穿着的制服，五等即朱、紫、绯、绿、青，法服则为衮冕以见郊庙之服，道地汉文化的产物。“八月乙亥，魏给尚书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是岁，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黄河以南，十三州在黄河之北。北魏先置中书博士及中书学生，现在改为国子学，这是改从晋代制度。同书指出翌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

公元487年，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魏国春夏大旱，特别是平城一带；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贵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仆隶玉食；而农夫阙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今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异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劝课农桑，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秋七月己丑，诏有司开仓赈贷，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过给粮廪，所至三长赡养之。”这时“三长之制”刚刚建立，孝文帝就使用上了。

草原上的游击劫掠虽持续存在，包括柔然的犯边，以及公元488年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等，但在孝文帝太和前后五六十年间，北魏局势承平，才能从事政治改革，并加速汉化。《资治通鉴》卷一三六公元487年：“是时，魏久无事，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铃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非供国用者，以其太半班赉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皆有差。”

临时的救济及恩赐解决不了问题。不断巡行的皇帝比较容易知道人民大众的疾苦。孝文帝年幼时，是由冯太皇太后带着走的。太皇太后极为精明，她会较早地觉察到国家所隐伏着的问题，必然有机会和亲信的大臣如李沖等人讨论，想出应付的办法，然后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

他在太和元年（477），才11岁时，春正月辛亥就曾经下诏：“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三月丙午又下诏：“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因为上一年曾发生牛疫，死伤了大半。

“（二年春）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如果这些年老色衰的宫人缺乏建国初期的劳动生产习惯，叫贫民们如何养得起呢？

太和二年（478）五月下诏：

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乃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

同年冬十一月庚戌，他又下诏：

悬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朕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己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于祖宗，百姓见德于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

“三年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己亥，还宫。”这一年（479）南朝萧道成废宋主刘准而建立齐朝，改元建元。

九年（485）八月诏：

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482）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

司马光《资治通鉴》一再说北魏历代富盛，富的是政府，人民大众并不经常普遍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