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什么年 2011年出生是什么命-卓促网

前言

今天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的2011年，作者为知名政治学教授刘擎。今日再看，当时的展望已经变成十年之后的回望，但有些话题，或许值得长久讨论下去。

作者刘擎

如果将“阿拉伯剧变”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汇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征兆，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11 年与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相提并论…… 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民众的不满从未如此迅疾而有力地转换为政治表达与行动。很明显，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这对任何墨守成规的政权都是一个噩耗，无论是独裁专制政府，还是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

但新的觉醒也伴随着新的迷茫。1968 年，西方左翼将民主的希望投射给想象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989 年，东欧与苏联的异议运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而到了 2011 年，“阿拉伯剧变”与“纽约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经模糊不清。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所谓 “短暂的 20 世纪”在1991年结束了，那么 20 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谓“漫长的 20 世纪”走向终结。

这或许是远比人们目前所预计的更为深刻且影响更为久远的历史转折点。托克维尔在1848 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莱西格（Lawrence Lessig）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书名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50岁的莱西格并非等闲之辈，他在28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萨夫拉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西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宪政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与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 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

9月24日，莱西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西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宪政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议员）的重视。

福山是一位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政治科学家，他从来注重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测与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未来》，再次展现出他的思想抱负。这是对 20 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意识形态”轮廓的新构想。的确，福山从未（如某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构想，他仍然坚持“现代化逻辑”是强有力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催生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导致普遍的民主化要求，这个进程的力量是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迟早都难以抗拒的（所谓的“阿拉伯剧变”似乎再度确认这个逻辑）。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默认意识形态（default ideology），但他现在强调，民主化的诉求并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这必须依赖某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自由民主制将面临新的挑战。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当工人阶级的兴起遭到非民主势力的激烈压制，共产主义和许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形式民主而转向直接夺权。整个20 世纪上半叶，进步左翼阵营有一个很强的共识：为了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由政府控制经济制高点，对所有发达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被认为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

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最终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信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只会是拥有特权的少数人，但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最终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结盟要求一个中介环节：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成员的主导力量。自由民主体制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物质繁荣足以让公民的大多数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这解释了高度发展与稳定民主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这个见解并不新颖，巴林顿·摩尔早有名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但福山的洞见是，这个中介环节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调地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也造成了不平等的巨大扩张。在1974 年，美国最富有的1% 家庭的收入占 GDP 的9%，而到了 2007 年这个比例是 23.5%。作为才能与个性的自然差异的结果，社会不平等总是存在。但今天的技术会极大地放大这种自然差异。

在 19 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为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那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认为，当代左翼思想是贫乏的，没有对经济变化中的发达社会结构给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论分析，也没有阐明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治议程。社会民主的模式已经被耗尽了，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当政，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要做几十年前创造的福利国家的监护人，没有任何新的鼓舞人心的议程能够让民众重整旗鼓。

福山自己构想了“未来意识形态”的轮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对经济的优势，重申政府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终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在经济上，新的意识形态不能单单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才是重要的，政府应当帮助社会适应变迁。全球化不应当被视为无情的生活现实，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必须在政治上细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不能将市场看作目的本身，而是要衡量全球贸易与投资在什么程度上对繁荣中产阶级有所贡献。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批判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包括个人偏好至上以及用总体收入来度量国民福祉）。这种批判必须注意，人们的收入未必能反映他们对社会的真实贡献。也要进一步承认，即便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这些理念已经零散出现了，但需要整合为一套融贯的理论，这将是一个左右两翼的思想综合。

但这种构想更多是信念，而不是现实的写照。过去30年，经验事实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担忧不平等将继续恶化。在美国，财富的集中已经成为自激性的机制，金融部门利用其游说影响力来避免监管规约。如果缺乏民主动员的反向力量来矫正这种状况，所有社会中的精英都会利用政治系统的优势通道来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精英也不例外。但如果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迷信过去一代的叙事──认为更加自由的市场和更小的国家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这种民主动员就不会发生。“替代性的叙事是存在的，等待着降生。”

本文节选自刘擎经典著作《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