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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那古墓：位于吐鲁番东南高昌城北郊，系西晋至唐代及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面积约八平方公里。古墓鳞次栉比，聚族而葬。解放前曾经多次被盗，解放后先后十余次发掘。共清理古墓四百余座，据形制，可分晋十六国、麹氏高昌、唐西州三期。出土文物丰富，有各种织品、文书，少数民族文字木牌、雕塑和手工艺品，大量的晋唐时期丝、毛、棉、麻织物中，尤富丝织物、各色锦绮、绫、绢、缣、纱罗、刺绣、染缬等，是研究纺织史及”丝绸之路"的珍贵资料。出土近三千件汉文文书，包括契约、藉帐、官私文档及随葬衣物、疏、经籍写本等，是研究西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方面的重要史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东亚现代文明的不断崛起，作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儒学热”日渐炽盛，儒家在世界几大文化传统中，排他性最小，开放性最强。其与之相融的古代道家及大乘佛教，能在众神狂欢的局面下，成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思想家园。如此，儒文化的转化、改良和传播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全世界中华后裔的精神需要而已。

在新疆古代吐鲁番地区，是儒文化体现较集中之地。种种迹象表明，吐鲁番高昌等地奉行的儒学严格师承东汉、魏、晋以来国子经师所遵守的古文经学家法。儒家的主要经典有五部，《诗》《书》《礼》《易》《春秋》，其中《诗》《书》二经在此地区发现最多。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记》中收有《尚书·大禹谟》残片，即出自吐鲁番雅尔湖旧城中。《论语》是儒门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自晋代以来也被列入太学讲席，此书在吐鲁番发现尤多，虽大部残缺，有的却十分完整。而《孝经》等在高昌的广泛流传，均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它们的大量发现不仅具有政治学、伦理学的价值，而且还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学价值。

就在这火洲众多儒家文化遗存中，有一处幽冷世界之所在，它就是深居地下的《六屏式鉴诫图》。此图长四米，绘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二一六号盛唐时期古墓葬石壁，其形其意初看十分令人费解，待细查史籍，方使人越发兴趣盎然。

画面由六幅组成，两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器物，左边的图形像个倒置着的钟，大口朝上，略显倾斜，底小而圆。容器中间横贯着一根转轴，两边直接连着一个支架，使整个容器可以在轴上悬空翻转。右边的图形，画的是一个上下两头小，腹部大，但没有口的罐子，只在中间开了一道不大的横缝。在该物两侧还画了一捆草和一束丝。整幅壁画的中间是四幅人物画，每幅只有一人。左起第一幅人像盘膝正襟危坐，两手兜于袖中，环抱于胸前。胸部方格内似写有“玉人”二字。人物形象和悦，微启其口。第二幅人像坐于席上向右侧，嘴部罩有一布，背后方格内书有“金人”二字。第三幅人像张着嘴，半跪半坐，两手伸向前，神态激昂，似在大声与人申述和争论，身前有“石人”二字。最后一幅人像是一位席坐的老者，长髯飘逸，两手交袖，身上没有任何文字。据考证，如此神秘奇妙的壁画在国内已发现的壁画中绝无仅有。它很可能是按照死者生前独特的心愿，在营建墓穴时所指示画上去的，从内容上看似乎体现了墓主所笃信的人生哲学或做人的准则，或许还包含了对后人的启迪。

然而，究竟此壁画是如何体现上述推断的呢？

唐代姚崇的《扑满赋》、张鼎的《小扑满赋》中，都曾把“鲁庙欹器”和“周阶玉人”相提并论。玉人是周朝太庙阶下的雕像，按姚、张二人文中的描写，他们的形象特点是窒欲（表情温和端庄，控制着内心的欲念）、“端口”、“和窒”，这与壁画中的“玉人”形象大体一致，如此其用意似在劝鉴人们要节制物欲，陶冶性情。

“金人”典出《孔子家语·观周》及《说苑》取“金人缄口”之意，与现代沉默是金有异曲同工之效。其劝人要慎言少语，谦虚谨慎。说孔子曾在周庙右阶下，见一铜人，嘴上被布帛围缠三匝，即所谓“三缄其口”，背有铭文：“古之慎言人也”；“无（勿）多言，多言多纹；无（勿）多事多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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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口“石人”与“金人”所为恰恰相反，其典出于西晋孙楚的《反金人铭》，文曰在周庙左阶下，与右阶金人相对的地方，立一张口石人像，其身亦有铭文，一反金人寓意，为“无少言，无少事”。认为古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均为浩繁深奥的典籍，正是前人立言的结果。主张人要有所作为，匡正时弊。有道是“言满天下，而见口尤”。如此看来金石两人并立，实为人生互补。

至于身上无字的长者像，则蕴含了无穷的哲理，引人遐思。其同时又为儒道两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道家而言，在老子构想的理想人格中，无为是首要的内容，达到无为的途径，在于所谓宋柔。老子的继承人庄子的理想人格为无情，即不动情感，保持心境平和，不为喜怒哀乐等情绪所扰；无己，即“逍遥游”的境界。因仅此无字人像为长者容，与前三幅年少者像，形成鲜明对比，能否理解此壁画是在昭示人们：“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人生境界呢？！整个人物壁画似乎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人从年少到老年的处事哲学。

该壁画最耐人寻味的还属于绘于两侧的几件器具，最右边的一幅所画的像罐子似的东西，并不是用来盛粮食的，而叫作扑满，是古代的贮钱陶器。器物中间的缝，即是投币处。扑满一捆草和一束丝画在一起，并不是物质财富的的象征，而是出自一个修身养德的典故，即曾在汉武帝时当过丞相的公孙弘发迹时的故事。当公孙“出乡为士”时，却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邻人邹长清不仅以衣相赠，还增其一捆生刍，即青草，一束丝，一只扑满。公孙难解其意，邹氏说：“生刍，是借用《诗经》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愿你守身如玉；丝，是很细的，但重合起来，就可变成丝线。这是事物由微至著的道理，愿你不要忽视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扑满，有入口而无出口，所以一旦钱装满了，它就将被打碎了，愿比不要聚敛无度，永远以扑满为戒！”这番恳切言辞，记载于《西京杂记》中，无疑它就是这幅画的真正谜底。

在整幅画中最值得研究弘扬、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便是左边的这幅器物图。它并不是有人所说的钟形乐器，而是一件随重心改变来呈现不同姿态、具有深刻内涵的教具。此物原为古代计量酒的器具，它空着时，重心是在横轴偏上一点的地方，使它一方倾斜；当其盛适量酒时，重心移到器底，逐使它由歪变正；当继续向器内注满酒时，由于重心上移，它就会立刻翻掉，倒了所有的酒。人们从这一现象中得到启示，从酒器堆中将其捡出，置于案头，赋予新的职能，作为“宥坐之器”、取名“欹器”，以起劝戒之用。它不仅是中国人掌握有关力学知识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我国最早形象的座右铭。《荀子·宥坐》即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只器者，虚则歌，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歌。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在这里，孔子利用欹器教育弟子：无知时要填充知识正正直直做人，如果有了一些成就，便骄傲自满，物极必反，即会倾覆失败。以此告诫弟子“谦受益，满招损”，“做人要谦逊，把握分寸，切忌自满与自悲”。也体现了一定的中庸思想。此事，在《说苑·敬慎篇》、《孔子家语·三恕篇》和《韩诗外传》中亦有记述。

据考古调查分析，陕西半坡新石器时代的尖底瓶实为欹器之鼻祖，它是一种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汲运水工具。使用时在瓶耳系绳索，当尖底接触水面后，自然地倒向一侧，水由瓶口流入瓶内，由于器物为尖底，空瓶进水后重心不断变化，仍能保持瓶口不断进水，当然到一定水量时尖底会自动立起。这是中国古代综合利用重心、重力制作的一件实用工具。

欹器作为教具起始于周庙，汉代以后不断有人复造。《晋书·杜预传》载：“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座。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杜预（公元二二二｜二八四年）“有巧思”，曾发明成功利用水力磨粉、舂米的“连机碓”，可是“造欹器，三改不成”。如此看来造欹器颇有难度。一九六五年发掘此燕冯素弗墓，在众多金银器物中，人们意外发现了一个玻璃器皿，其形如尖底瓶，小口细颈，鼓腹，只是横卧陈放，并用玻璃条在瓶的肩、腹部粘出花纹，并在瓶腹中间粘成双足，使圆腹放置平稳。整体风格像是在大月氏商人指导下烧制的。此物空腹时重心也在中间双足，满水时重心上移，倾覆泻水，只在适中水时器口才向上，完全符合“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要求。可以说它就是一件很接近“周庙风格”的欹器。此后，“永明中（公元四八三｜四八四年）竞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与周庙小异。”可见祖冲之不愧为世界科技奇才，成功造出了欹器。另据《续世说·巧艺》记述，西魏文帝同时做过两件欹器，一谓仙人欹器，一谓水芝欹器，相当豪华，颇具规模。

欹器虽小，却不可小看。隋炀帝就因为没听它的劝戒而招致杀身之祸。相传，隋朝有一位杂学奇人叫耿询，有很多科技发明，国乱，沦为隋将王世积的家奴。他曾自制成功久已失传的欹器并进献给炀帝，其龙颜大悦。可他只把欹器视为玩物，不解历经底层苦难的耿询之苦衷。位居“九五之尊”，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终于官逼民反，后被宇文化起兵杀死，是年公元六一八年。

此外唐李皋、南唐徐游等也造过欹器。从技术上讲，上述唐墓壁画中的欹器大大提高了动态功能的可靠性，而远离了它的原始形态。尖底被省去了，放大了颈部口部，看似像钟形乐器，此形有利于实现“满则覆”。另外，悬挂的绳索结构取消了，代之以一套更可靠的机巧，即原先有挂耳的位置连着一条轴，轴头插入高架，其机巧就隐藏在立架中。整体结构具有很妙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明清欹器是难见其样，却出现在蔡志忠漫画《菜根潭——人生的滋味》中。它看似非常简单就像一个普通的陶罐，但据分析，其底部应有一不显眼的小孔，孔里有个空腔，其中或隐藏着机巧，可随注水多寡而进行正斜变化。

清代钱大昕有《欹器铭》：“哲人知己，如履薄冰；鉴兹欹器，拳拳服膺。”相传，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个侄子写过一篇回忆录，其中就提及其祖父曾请人制造过欹器。看来这位亲王尚有些科学意识和先见之明。

轻轻一瞥欹器的历史，徜徉于“玉人”、“金人”、“石人”儒家列圣的处世哲理之事，深感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应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多少年来，我们讲丝路古道，讲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主要讲政治上的渊源，经济上的往来，文化艺术上的交流，而极少涉及哲理思想，人伦礼法，道法观念等。吐鲁番阿斯塔那二百一十六号唐墓壁画的再现，昭告世人：千年古西域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无所不在，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都是血脉相连的，并且是难以分割的。这，或许是所有谜底中最令人回味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