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医院创办的历史背景

基督宗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后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公元1054年，基督教会分裂为两个教派：以罗马主教为中心的一派自称“公教”，即我国所称“天主教”；另一支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首，自称“正教”，即我国所称“东正教”。16世纪，德国、瑞士、荷兰、英国，以及北欧等地发生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产生出脱离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即我国所称的“基督教”。

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天主教由波斯传入我国，后于878年绝迹。到了明万历十年（1502年），天主教由耶稣教会传教士利玛窦传入我国。利玛窦穿儒服、说汉语，顺应我国习俗，积极在上层社会活动，革新传教方式，得到明朝皇帝和士大夫阶层的欢心，终于使天主教在我国立住了脚。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把基督宗教信奉的“神”译为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已有的“上帝”、“天”、“天主”，最后由罗马教廷定名为“天主”，所信之教为“天主教”。但后来在清初被康熙皇帝宣布禁教。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我国闭锁的大门，迫使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法国率先为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给传教士们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传教特权，可以到我国内地各处传教和建立教会医院。其后西方基督教各派传教士蜂拥来华，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积极传教，逐步深入我国内地，并取得显著成效。

圣修医院创办者法国传教士杜昂先生（1841-1915）

天主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

从很早开始，法国就在我国传播天主教。到了19世纪下半页，法国成为在我国投入传教精力最多的西方国家。传教活动主要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他们将重点放在了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于是四川成为传教士传教的热土。实际上，在清朝中叶严酷的禁教形势下，偏处西南的四川天主教依然在发展，这得力于部分西方神职人员和信徒的共同努力，不少人为此被监囚乃至杀头。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四川，天主教的福音得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传播。1906年，法国在成都设立总领馆，此时天主教会在四川已经有两个教区，一个在成都，另一个在宜宾。加上康定教区，三个教区各有一名主教，共100多名传教士，20名方济各会修女和六名主母会修士。

来华的神职人员在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其中有几个人在四川天主教徒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会员阿尔芒?戴维神父（Armand David，1826—1900），他是一名动物学家，1869年3月在雅安宝兴县的大山上第一次发现了大熊猫。他对大熊猫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向科学界发送了研究信息。首任主教杜昂（(Marie-Julien Dunand，1841—1915）从1870年起就住在四川，主持开展了许多社会工作，修建了大量的医院、孤儿院、诊所、学校等等。其中一些机构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叶。骆书雅（Roushouse，1870—1948）在1916年被任命为主教，主持教会的工作，他在青年时代就主持修建了规模宏伟的成都平安桥天主教堂。

在当时情况下，开展传教活动举步维艰，传教士为了打开传教局面、扫清传教障碍，在四川地区大力开展慈善活动，创办慈善事业。天主教各差会或修会纷纷以治病救人为手段，在四川建立了一批规模各异的西医院。

教会医院在我国的兴办

早在晚明时期，利玛窦来华曾采用“科学传教”的策略，主要是开展一些医疗活动。明时万历朝太仆寺卿李之藻患病时，接受利玛窦的诊治和调护，进而领洗入教，成为当时的“圣教三杰”之一。到了晚清，西方传教士确认要把医疗事业 “作为福音的婢女”带入中国。

美国首位来华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在来华前曾得到教会指示:“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晚清以后，“传教医师”成了近代中国医学界的特殊文化现象。一批由西方教会或传教士兴办经营的教会医院，给当时正在变革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诊治方法。这些教会医院的成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医疗事业符合基督宗教济世救人的精神。治病救人本是基督宗教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天主教从一开始就是将医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据《圣经》记载，耶稣认为：“人应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因为凡不怜悯人的，自己也必不蒙怜悯。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又据《圣经·新约》记载：公元28年，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公开的传道和治病活动。他在各会堂里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病痛。当地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痈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耶稣行医布道的方法给后来的基督宗教各差会和传教士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基督宗教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都是伴随着医疗手段的，在中国也如此。

二是医务传教可以成为打破传教障碍的工具。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宗教文明难以交融，加之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中西之间的正常交流和文化往来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差会和传教士利用行医治病的方式深入到中国社会。因此，1835年12月，美国传教士郭雷枢(Thomas R.Colledge，1797—1879)在英文期刊《中国丛报》上撰文呼吁西方教会派医生来华，他认为医生来华“将会通过获取中国人的信任而为传播基督教铺平道路”。

三是西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中医而言，已具备明显优势。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医学也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完善，近代医学的科学理论相继出现。科学医疗仪器的发明和应用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从而形成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医疗体系，为基督宗教在中国利用医学进行传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西方医学相比，十九世纪中国的医学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经验医学”轨迹，劣势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是纯粹的西医医疗机构，诊疗方式是完全的西医化。

四是宗教功利性的驱使。一些教会和传教士为彰显耶稣基督的“仁慈”，施医问药不收任何费用，有的还招待病人住宿吃饭，所以到教会医院看病的人逐渐增多。这些患者及其家属很多人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基督为崇拜对象。

在近代中国，百姓不独衣食有虞，还时常罹遭疾病而缺医乏药。在这种境况之下，向中国贫苦大众施医散药，无疑是基督教最能树立起其良好社会形象的一剂妙方，逐渐形成了最利于其传教的一项慈善活动。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眼科医院，由此而揭开了基督教在华医疗慈善事业的先河。在19世纪末，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将西医引入了四川，开办天主教会医院；并且，他们在远离成都的地区还设立了小型救济所、乡村诊所和麻风病院。

二十世纪20年代的平安桥天主教堂

建设中的圣修医院（左下图）与建成初期的圣修医院（上图、右下图）

时代风云下成都圣修医院的创办

然而，传教活动并不顺利，甚至演化成时代的风暴中心。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刚刚月余，四川人民即发起了一场影响全川、震惊中外的“教案”，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成都教案”。此次“教案”全省共计毁坏基督新教教堂三十处，天主教堂四十处。其中法国在四川被毁的教堂最多，达二十多所；位于一洞桥的教堂被毁，且丢失存款二十万；法国主教杜昂也在这次“教案”冲突中受伤。

当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鹿传霖迅速赴任，致力尽快平息民众的打教活动，与法国主教杜昂议定合约，赔偿损失。中法的商办结果是：赔付法国总共合市平银95.9324万两、制钱200千。具体赔付如下：省城法国一洞桥等教堂、医馆6处，加上丢失的款项，供给市平银70万两，分三年付清；乐山等州县16处，共给市平银21.8万两，分两年付清。新津等州县6处，供给银3.1325 万两、制钱 200 千。并且中法言明，打毁房屋、丢失衣物均包括在内，书立合同，签字画押，各执为据。

为了防范类似事件的再发生，鹿传霖提出三点措施：第一，今后地方大员必须督率下属，遵从政府的规章制度，凡遇有与洋人交涉事宜，地方官员一定持平迅速办理。第二，对洋人的教堂、医馆必须加以保护，不许再疏忽大意。第三，及时开导民众，消除民众的疑惑，不许造谣生事，以保和平。

教案赔款后，清政府为安抚外国传教士，以襄办四川教案出力为由，赏法国主教杜昂等六员三品顶戴。

由于当时的成都教区光大巷主教座堂在“教案”中被彻底打毁，于是杜昂指派当家神父骆书雅设计、督造新建平安桥主教座堂。平安桥教堂的建设所需资金20万两白银也来自于清政府的教案赔款。平安桥天主堂位于天府广场西北隅的西华门街，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建成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规模宏大，造型别致典雅，系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历任主教驻于此。

就在营造平安桥天主堂的时期，由于传教活动急需医疗人员，以及旧的医院在1895年的骚乱中被损毁，杜昂向法国外交部请求援助，请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女修会，在平安桥天主堂北侧大树拐创办法国医院，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新的教会医院落成。后因新院址不敷应用，即利用“教案赔款”。又在平安桥马道街75号施药室的基础上扩建，医院房屋全是金丝楠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更名为法国天主教圣修医院，成为成都较早开办的医院之一。

圣修医院的营造和发展，在当时也得到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有力支持。1901年，“成都教案”发生后，法国驻重庆领事埃尔-雷米·邦斯·安迪常到成都，直接面见四川总督，办理各项交涉。不久，经四川当局默许，法国驻渝领馆在成都租房，设法国驻重庆领事馆成都办事处。1904年7月，又成立成都法国领事馆。最初租用的房子在锦江区的三圣街上，后来迁往上翔街，入口即在顺城大街的基督教礼拜堂处。

法国天主教圣修医院外籍院长玛丽娅·徐明达（前排中）和中方院长肖济博士（后排左）

在圣修医院工作的外籍护士

成都圣修医院早期办院情况

清末民初，四川的医疗机构，除教会医院外，多为私人诊所。清末成立的教会医院，大都是由传教士直接施医经营或管理，有的还得到本国差会的大力支持，包括提供经费和聘请医疗专家。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诊所，教会医院有着设备先进齐全、接诊人数多、诊疗效果好等特点。

圣修医院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位于平安桥天主堂北侧，二者实为一体，经费由法国天主教总会供给，并且医生由法国外交部派遣或聘请。1901至1905年，主教杜昂兼任首任院长。1907年后，由天主教法国女修道士玛丽娅·徐明达（玛丽娅·徐）接替担任院长，全权负责行政事务直到1943年，后来她又在1947年担任过一段时间。医院在成都的经营一直受到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支持。

据仁爱高级护士学校学员陈谦让在《我在铁路卫校的学习和生活片断》中回忆：

平安桥主教座堂原系一片菜园，临街有一部分穿逗平房，靠大树拐街仅有一简易教堂，何时修造启用时间不详。但据四川省档案馆（蓉档1020卷25号）记载，教堂所属平安桥街1-80号购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花费白银2000两。其后院五福街8-42号购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花白银1200两，始具现址的地基规模。骆书雅从成都郊县崇州、大邑、邛崃等地招集工匠，由骆书雅设计监造，川西地方工匠建造，历时七年竣工。据原教区当家神父杨国桢写于存在成都市档案材料记载，“共耗白银二十万两”，来源于成都教案中国的赔款。杜昂主教将主教座堂命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堂”、主教公署小教堂命名为“耶稣圣心堂”。

在医院创办初期，聘请4名外籍医师，包括聘法医师2人，英美医师各 1人，其中法国领事馆军医祝伟烈为主治医师，医院治疗内、外科一般常见病。初设床位50张，随后增加到病床110张，男女病床各55张，分特等、甲等、普通三等，有外籍护士，但主要为华人，且多系教徒。

这一时期，圣修医院的人员构成情况，玛利亚方济各会女修会主持让娜一弗朗索瓦·德·尚塔尔曾经回忆：

“医护人员包括六名神职人员，其中有一名中国妇女，另外还有数目不等的护士和家庭主妇……”

新成立的圣修医院很快就不够用了。1906年，医院再次扩建。工程持续了四年，到1910年结束。扩建部分包括：两栋二层小楼是男病区，有104个床位；一栋房屋是女病区，有30多个床位；一栋房屋是手术室；还有医院需要的其他附属建筑物。医院全是楠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配备了先进的设备。每日门诊约百余人。数年后，床位逐渐又增为二百余张。

由于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成都医院资源已不够用。于是法国政府长期派驻成都的医疗队（医疗队负责人为儒维勒）提出开办诊所作为补充。建立私人诊所的临时计划得到了法国总领事白达的支持。白达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就要求建立这样一间诊所。医院主要面向士兵和穷人，官员和富人们生了病往往拫难被医院接纳。所以诊所的成功是有保障的。”法国外交部同意拨款支持这项事业。白达还说服了成都的主教骆书雅把教会的一所房屋租给法国医疗队建诊所。1921年诊所建成。骆书雅主教几年后公开表示后悔他当时的“慷慨之举”，指出医疗队的医生们不再专注于治疗教会医院的病人，而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治疗他们诊所的病人上。1926年诊所接收了1320名病人。几年后，由于时局变化，诊所不得不关闭。

教会医院的中文命名通常表达人文关怀或宗教信仰，圣修医院也不例外。因其教会医院的属性，医护人员基本都是天主教徒，按时参加礼拜和各位仪式、活动。医院设有一座精致的大礼堂，四周窗户全是彩绘玻璃，内部考究庄严，设有高背条椅。大礼堂正前方悬挂十字架，十字架前方有几排长椅和一个讲台，长椅供唱诗班使用，讲台是天主教神父布道使用。礼拜时不仅信徒参加，附近的居民和医院的患者也可以来参加，往往座无虚席。

在圣修医院医疗事业的发展中，法国政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法国政府从20世纪初就决定同四川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展开大规模合作。1903年，四川总督挑选了12名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官员子弟，勒让德医生开始为他们授课。语言，尤其是心理因素造成的障碍都需要这位医生来一点一点地克服。首先要教会这些官僚子弟消除对体力活儿的厌恶。勒让德医生在他第—份报告中写道：“我非常困难地说服他们可以不失掉他们文人的庄重身份去包扎伤口、搬动仪器、裹绷带，学会作为一名医生该做的手工活儿……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学生们第一次看我做大包扎时目瞪口呆的样子。”这些学员最终都充实到了包括圣修教会医院在内的成都各个医院。

1904年法国政府与四川创办培养医生的学校，4月13日学校举行开幕典礼，总督锡良和成都主要官员都到场祝贺。除了每年接收30多名军官来接受培训，学校还要培养约12名护士。学校还向所有军人、警察和官员提供义务门诊。学校的举办很成功。1922年，法国领事白达对此回忆道：“我们的政府在四川的省会长期派驻了一支医疗队伍。这项工作所取得成功是扩大我们影响力的宝贵方法。医疗队由三名海军军医和两名护士组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医生。我们这三名医生还是四川军事医学院的技术指导。学校的学制为四年。学生在学业结束时经过严格的挑选，合格者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文凭。许多毕业生进入军队成为军医，军衔为少尉。其他人成为地方医生。以前学校每年招收20到30名学生。去年，由于总督锡良满意学校取得的成果，决定将该年的招生人数定在120人。有800多人来竞争这120个名额。”1913年进入圣修医院的王良医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最终成为了我国杰出的结核病学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圣修医院都是法国在四川的医疗事业的支柱。医院在1911年、1918年和20世纪20年代的战乱中接收了大部分的伤员。在民国21年（1932年）成都川军巷战时，医院救治受伤官兵，受到军民赞扬。并且圣修医院从成立之初到1912年，为陆军军医学堂学生临症实习基地，承担了一定的政府职能，表明了教会医院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

民国26年（1937年）圣修医院“医事作业人员”的登记表显示：

院长常天鉴，法国籍，时年28岁，法国大学毕业；

医师余琼琇，法国籍，时年54岁，法国医科专业毕业；

医师倪增荣，四川中江人，时年52岁，圣修医院实习班结业；

药师宋白凡，女，法国籍，时年35岁，法国医科专业毕业；

护士周成刚，四川安岳人，时年32岁，圣修医院实习班结业；

护士王海洲，四川成都人，时年50岁，圣修医院实习班结业；

护士倪万荣，四川中江人，时年22岁，圣修医院实习班结业；

看护邓成之，四川中江人，时年41岁，圣修医院实习生；

看护倪履成，四川中江人，时年23岁，圣修医院实习生；

看护李应华，四川芦山人，时年21岁，仁德医院实习生。

当年这些医事作业人员大部分都住在马道街5号。值得一提的是，护士和看护工作人员，都是男性。

这份医院调查表显示，医院经常收入每年约一万元，经常支出每月约8百元，公积金或预备金由法国天主教总会统筹。病室有60余间，每间面积最小有一方丈。病室分为，普通室40间，特别室20间，分科室有诊断、手术、药剂等室数间，以及为杜绝传染病而设置的隔离室数间。病床数目为250床位，器械设备包括常用内外科仪器。药物设备为法国药品。用具设备为普通家具。消防设备配备有灭火器。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中国最困难和艰苦的时期。其间，在1925年，最后一位法国领事博德斯离开法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后，由圣修医院的儒维勒（又名祝伟烈）医生和贝珊医生兼顾领事馆事务。儒维勒医生在1926年的报告中写道，圣修医院当年接收了4804名病人。

1934年，法国政府决定撤销成都领事馆，但在圣修医院贝珊医生的请求下得以保留。1935年蒋介石还与贝珊医生谈及成渝贵战略铁路修建事宜，但因日寇侵华的升级而搁浅。

这一时期医院的发展情况，据《成都铁路志（1903-1988年）》载：

圣修医院1937年病床增至250张，有卫生技术人员38人。1939年诊病人次为2879人次。

1939年6月，圣修医院的贝珊医生做了他在成都驻法领事馆的最后一件事，即建立了一个孤儿院，收留（免费住院）和治疗了100到150名因战争而失去家庭的孤儿。贝珊医生与成都民众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受到他们的爱戴。

为了传教的需要，圣修医院在创立之初施行免费诊疗。医院为慈善性质，所收病人除军警各界送请诊治之外，其余都是贫苦之辈，医药不较，又担任外送，如公共团体及监狱等处。后来采取就地募捐、以富养贫的办法，也实行收费制，但对于一些贫病者仍然免费施诊送药。圣修医院因其浓厚的宗教背景，也决定了其福利性的一面，通过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圣修医院的慈善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战机轰炸成都，医院又被当时的省府列为重点医院，专门抢救重伤员。

作为成都地区较早的西医院，圣修医院对推动近代成都乃至四川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四川地区的医疗水平的进步、教育发展、风俗的改良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四川社会的发展。

文_杜悦竹